《无人知晓》

(资料图)

2000年12月10日，日本爱知县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新闻，一位三岁女童被父母放进纸箱中多天未进食，最终饿死家中。这个案件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日本社会，公众的第一反应无一不是对这对毫无责任心，不配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进行强烈谴责。但剥开公众的层层愤怒，真正走近这个酿成惨剧的家庭后，在名为“家庭”的巨大屋顶下，只有一个孤单无助“被困住的母亲”。

在这位年轻又痛苦的母亲身上，同时存在着对育儿困难错误的估计与想象，家庭其他成员在育儿方面支持的缺失以及对母职身份强烈的焦虑感和错位感。或许正是这些原因的叠加，才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对年轻夫妇身上的其他事实，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生子，两人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经济水平较差，夫妻俩都从小父母离异，自身原生家庭存在严重问题。好像这几个关键词的组合，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位年轻的母亲会遭受上面的种种缺失。这只是数个极端因素厄运般碰撞导致的悲剧性结果。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距离爱知县9200多公里的英国伦敦，在这里虽然没有被饿死的孩子，却也存在着一群痛苦的母亲。和日本爱知县的这对夫妇不同，这群母亲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高学历人群，她们的伴侣也一样。她们有稳定健康的家庭，也并非冲动性的进入婚姻。但她们也都毫无例外的落入了相似的育儿困境——低估了育儿的困难性、其他家庭成员在育儿过程中隐身以及对母职身份的强烈焦虑。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微观条件，只同样拥有“母亲”这一特殊的身份，但她们面对的煎熬和迷茫是一样的。或许，母亲一词背后的意涵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而在母亲这个称呼的荣光与伟大下，是否确实存在着鲜少被书写的共同困境？这些困境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共同面对，共同解决这些困境？

有人说，成为母亲吧！于是，成为母亲，然后呢？

01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怎么办？

“雅美当时确实有尽力疼爱真奈，雅美给真奈拍了相当多的照片，毫无疑问，她当时是爱真奈的。”

《育儿放弃》

这些描述来自杉山春的纪实文学作品《育儿放弃》，在日本爱知县女童死亡案发生后，杉山春历时三年半，多次采访了涉案父母和家属，试图还原案件的全貌，并讨论案件背后可能被忽视的结构性社会问题。

雅美就是案件中放任自己亲生女儿被饿死的失职母亲。她并非大众想象中，冷酷无情对自己孩子没有一点情感的失能性母亲，正相反，在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怀着对幸福母女生活期待的，最普通最普通的新手母亲。但成为母亲不久后，雅美就模糊地意识到，她脑海中幸福的育儿生活，可能很难实现。带孩子，远比她想象得困难得多。

在家中，雅美需要独自照顾孩子并承担家务。刚出生两三个月的婴儿，随时可能要吃奶、睡觉、哭泣、排泄，不会顾忌父母是否方便。同时，从孩子呱呱坠地开始，哭声就像一个随机触发的插件一样嵌入了母亲的生活。婴儿需要用哭泣表达自己饥饿、冷热以及渴望被抱的需要。养育者需要准确接收婴儿发出的信号，这将使婴儿意识到自身的欲求和情绪，成为孩子自我意识和自尊心的萌芽。这样的哭声有时会在凌晨三四点突然响起，有时则持续很久始终没法停下来。而这些只是母亲独自面对幼儿时需要承受的冰山一角。

对育儿辛苦的描述在主流叙事中并不缺乏，但却总以一种宏观的状态被呈现。在我们的印象中，生育是非常伟大的行为，因为母亲怀胎十月受尽艰辛。从小到大，妈妈对我们的照顾也总是充满辛劳的，她们总无私的奉献。但这些艰辛和这些奉献具体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多难以承受却是模糊不明的，仿佛对它们的叙述真的只是母亲无私的爱和奉献的注脚。然而，正如杉山春在书中犀利地指出“育儿本身就是现实本身，是真刀真枪的胜负对决。”

育儿劳动对母亲身与心的消耗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比具体的。极度缺乏的睡眠，刚生产完后身体上持久的疼痛，喂奶时被婴儿吮吸破皮的乳头，如果这些每一个母亲都真实经历过，无比具体的痛苦始终无法让一代代年轻的新妈妈们提前有清醒的认知，那当她们再次面对这些漫长的困难时，能感受到的除了无助之外，只有巨大的落差感和自我怀疑。

这样的叙事结构带来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年轻母亲的认知失调。育儿中具体的困难是在真正成为母亲前，做再多功课都难以感同身受的，但这件事又无比寻常，每一位母亲都必须经历。所以面对这些困难时，部分女性会产生严重的关于母亲身份的存在焦虑。

《坡道上的家》

“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在日剧《坡道上的家》中，这句话在主人公寻求育儿支持时不断被塞给她。这种心态也往往成为年轻母亲的一种典型内省——“我是不是不够爱自己的孩子？”“我可能真的不是一位合格的母亲？”一位合格的母亲应该没有怨言地默默承受这些困难和辛苦，这样的想法甚至逐渐内化为一种观念上的社会共同标准。

因为每一位母亲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每一位母亲都应该这样过来。而这种既有观念带给年轻母亲巨大的压力很容易导致自我怀疑和自我动摇，这些关于自我认同的焦虑对个体的消耗甚至比具体的事务性劳动带来的消耗更容易导致严重后果，它是无形的，难以被量化的，同时也难以被表达，所以几乎找不到出口。

02

我的价值只是做个好妈妈？

“（我曾经）工作特别忙，特别有挑战性，让我获益匪浅，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但，那都是我女儿出生以前的事了。”露易丝说。

《回归家庭》

英国媒介性别学者沙尼·奥加德的论著《回归家庭》聚焦了中产阶级全职母亲的育儿困境。露易丝是她书中的一位访谈对象。和雅美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露易丝22岁时就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市场经理，她能干、聪明、有抱负。

同样，与年轻且对育儿困难毫无准备的雅美截然相反，露易丝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楚的规划，她知道育儿意味着什么，她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资源雇佣协助育儿的保姆，同时他的丈夫也相对“进步”，并不认为家庭事务和育儿完全是母亲的责任。她认为在育儿这件事面前她不仅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同时也有能力保有自己的生活。然而，当露易丝做足心理准备，怀着坚韧的信念踏进母亲的世界后，一切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她根本应付不来。

很多和露易丝相似的年轻母亲在书中描述了她们生孩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工作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沉感。”虽然家庭可以负担得起托儿服务，但作为母亲，寻找托儿服务，管理育儿事务，和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琐事全得大包大揽。同时，当孩子们生病了随时待命身边，出席孩子们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负责，这些事仿佛就是母亲的天职，理所应当的填满了母亲的生活。

在无意识时，育儿这件事正一点一点蚕食着母亲的生活。同时，另一方面，在职场上，这些疲惫的母亲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挤压。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现代职场环境对妇女，尤其是母亲非常不利。母亲仍旧遭受着“母职惩罚”，在英国每年有6万名妇女因怀孕和生育歧视而失去工作，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受到骚扰、被降职、升职时不被考虑和自由职业失去订单的妇女。”

《回归家庭》

《傲骨贤妻》

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太多母亲感觉到力不从心，想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办法从困境中突围。而我们的老朋友“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也在此时再次勤勤恳恳的扮演好了它的角色。与之前提到的关于母亲角色的传统叙事结构不同，在如露易丝一样“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生活里，主流叙事则变成了“独立女性就应该拥有自己的事业”“成功的职场母亲，可以做好事业和家庭的平衡”。

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曾犀利地指出“‘外部’信息进入‘内部’改造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和自我意识。”个体往往很难摆脱强烈的社会期望，在这套“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再次规训下，母亲们往往下意识地将错误内化、个人化，认为造成困境的原因在于自己，并引起关于自身的价值焦虑。或许自己真的不是那么有事业的野心？或许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坚韧的女性？或许自己的价值更在于做一个好妈妈？

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母亲只好“主动”做出选择，她们需要放弃一部分东西，但是一个母亲怎样才能放弃成为一个“母亲”？所以更多情况下，母亲们放弃的只能是“生活”或“事业”以及“成为独立女性”、“家庭事业双丰收”这种可以和自身身份相切割的东西。

03

家里的其他人呢？

日本爱知县的这起案件中，除了作为母亲的雅美承担了法律后果，并被公众舆论谴责，女童的父亲同样接受了判决。在法庭上，这位年轻的父亲坦率的表示“我一直认为男人就是负责工作，女人就要负责家务和育儿。”显然，在育儿过程中，雅美需要独自承担关于孩子的一切，而父职的角色在这个家庭中是完全缺失的。

很明显，这种育儿模式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这不仅是对作为母亲的女性的价值的抑制和损耗，同时也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目前，这样的价值观念显然已经和当下的社会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了，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儿责任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被高度认同的一个共识。

在露易丝以及和她境遇相同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妻子的付出表示充分的尊重，认为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父亲和母亲可以进行平等的团队合作，甚至这些父亲们还精通女性主义论调。然而，当相同的问题再次回到母亲身上，让她详细说说，在具体的生活中，她的伴侣到底为她分担了哪些事务，答案则是下面这样：

“啊，主要我做。不，他也做。......他，他，他做很多事情，他早晨会收拾早餐餐具，所以要是我比较忙......我的意思是，他确实干活儿，但不，不，不会干那么多。真的。”

而另一位境况相同的母亲则表示：“缺了什么他会去买，你懂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天气好的话，肯定会带孩子出去练一会儿球。[吸气]但除此之外，我得说......他不怎么带孩子。他在公司待得太多，太久了。”

《回归家庭》

对母亲来说，比起具体育儿琐事的真实可见，父亲的缺位则是更隐性且更难解决的问题，可是母亲们却习惯了承受这些。上文中母亲在叹息的同时，也依然习惯性地为父亲的缺位进行辩护。历史学家叶利·扎列茨基认为，这种性别分工的历史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制度特性。男性在承担育儿事务时的缺位不仅来自于他们父亲的身份，同样来源于集体话语的合谋。即有社会框架下的叙事结构不仅包括对父职的谅解和纵容，同时包括对母职的盲目崇拜和理想化。母亲这一角色是始终不断被整体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评估与监控着的。

电影《婚姻故事》中，准备离婚的女主角在和自己的离婚律师交谈时感叹“虽然现代人希望父亲有所改变，但我们基本上还是全盘接受，就算他们犯错，我们还是爱他。但是大家无法接受母亲犯同样的错。”

《婚姻故事》

仿佛生育这一行为是以这样诡异的形式将男人和女人区分开——同在一个屋檐下，丈夫和妻子的生活却走上两条不同的轨道，妻子成为育儿的主力，因为母职的降临，无论孩子出现任何闪失，自责、家人与亲属的责备以及遥远天空中悬挂着的社会期望，共同编织成名为“失职”的大网，把母亲紧紧缠住。而这种结构性的目光，早已应该从母亲身上移开太久了。

当一个女孩成为一个母亲后，摆在她面前的是育儿的种种艰辛。如果她缺乏外部支援，特别是伴侣没法在心理和行为上为她提供必要的帮助，她要怎样才能从孤立无援的困境中走出来？

如果期望母亲这一身份，确实只是像她一贯被描述和歌颂的那样充满获得感和深邃的幸福，或许，不仅仅要说，成为母亲吧。而是希望，每个家庭成员和每个社会成员，都要真实具体地对妈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