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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新消息

2023-04-26 19:04:42 来源:扬子晚报

《世说新语》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确定撰作于长江以南区域的第一部文化名著,在它之前,至少还有《楚辞》《吴越春秋》和《论衡》,这三部名著也是在长江以南的地理空间中产生的。但是,长江对于《世说新语》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世说新语》对于长江的意义,是上述三部名著所不能比拟的。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引起的北人南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历史一次又一次将长江推到前台,成为无可忽视的巨大存在。而以“渡江”也就是东晋南渡为标志的划时代历史事件,在《世说新语》中通过不同的个人视角呈现而屡见不鲜,使得以《世说新语》为标志的魏晋时代,也可以称为以长江为标志的时代,还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这里所谓“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指的是以长江流域为发展舞台、以长江流域人才(包括南渡北人)为发展主体、以长江流域开发为发展背景、以长江流域文化领导创新为发展主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代。

世说新语


【资料图】

从《世说新语》开始,长江不仅具有地理的、空间的意义,而且具有了历史的、文化的意义。

据统计,《世说新语》全书收录了1129条汉末魏晋人物故事,实际上,汉末以前的故事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汉末西晋人物故事大约只有340条,而东晋人物故事却多达780多条,约占全书条目的70%。因此,从时间角度来说,《世说新语》可以说主要是一本东晋故事集,而这些东晋人物的活动范围以及故事的发生地点,绝大多数是在长江流域。加上主要以长江流域为背景的东吴故事,长江背景在《世说新语》中所占的比重就更为可观。从整体上看,《世说新语》如果不能说是一本长江流域故事集,至少可以说,长江是《世说新语》故事最重要的舞台背景。

《世说新语》全书由36篇也就是36个门类组成,每篇的排列以人物故事的时代先后为序。值得注意的是,以“渡江”“过江”为标志的南渡故事,在《世说新语》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经常成为各篇中西晋故事与东晋故事的分界线。在南渡过程中,像晋元帝司马睿那样“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幸运地成为“天之骄子”的毕竟只有一个。实际上,即使是晋元帝,当他跨过长江、踏上江南大地之时,也面临着特有的惶恐不安。据《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记载,晋元帝刚过江的时候,曾对出身江南的大臣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曾几何时,江南大地还是西晋的敌国东吴的天下,现在,晋元帝不得不离开他熟悉的洛阳,而来到滨江之地建康,虽然建康在被征服之后早已归入晋朝的版图,但是,东吴亡国的惨痛、建康城被破坏的痕迹,都没有从江南人的记忆中抹去,就连晋元帝的心中,也仍然有这是别人家的国土的感觉,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陌生感和异己感。作为本地人士,也是吴地世族重要代表之一的顾荣,只好劝他说:“天子以天下为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千万不要以迁都为念。”

晋元帝所表现出来的惶恐不安,未必都是虚假的表演,比起大多数南渡人民仓惶逃亡甚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不堪回首、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说,他的惶恐简直不算什么,甚至有一点类似他的前前前任—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式的矫情。无论如何,对于南渡北人,不管其政治地位如何,经济情况怎样,长江作为巨大的记忆符号,已经深深地嵌入他们的乱离记忆中;与此同时,渡江也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毕竟广阔的江南大地,先是以侨置郡县的形式,给广大南下流民提供立足之地,继而提供了开创未来新生活的多种可能。

在众多“渡江”故事中,最有历史和文化意味的是《言语》篇中的这段故事: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顗也)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也)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众所周知,这段故事就是至今脍炙人口的成语“新亭对泣”的出处,伴随着这个广为人知的成语,“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两句更是广为流传。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说的是从洛阳到建康,地理环境与政治时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河”二字,根据《辞源》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义项,一个是指作为区域形胜的高山大河,另一个是指代疆域和国土。因此,所谓“山河之异”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建康与洛阳同样有山有河,山围故国,但洛阳有的是邙山、伊河、洛河,建康有的是幕府山、钟山、秦淮河等。这是比较具体的山河形胜的不同。另一种解释是指洛阳和建康所代表的“疆域和国土”,以洛阳为首都的西晋政权已经崩溃瓦解,以建康为首都的东晋政权刚刚建立,这两个政权虽然都属于晋朝,皇帝都姓司马,但是两个朝廷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大不相同,比如内部空间环境的变化,滨江而建的新都建康,使人们无法忽略长江的存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就这样被带入了长江时代。

这段故事在后代不断被人复述,并衍生了不同的文本。在《资治通鉴》的版本中,这一句写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晋书王导传》的版本中,这句写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简言之,《世说新语》作“山河”,《资治通鉴》作“江河”,《晋书》作“江山”,三种经典文献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仔细比较、分析三种不同的文本,是很有意味的。

《资治通鉴》和《晋书》一作“江河”,一作“江山”,都强调突出了“江”的存在。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说:“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胡三省注中还特别引用了北宋诗人杨备《金陵览古》中的说法,“新亭去江宁县十里,近临江渚”。换句话说,《资治通鉴》和胡三省都认为,要强调从洛阳到建康的山河变迁,强调建康与长江的关系,“江河”一词是最为合适的。所以,清代学者赵绍祖据此认为,《世说新语》改“江河”作“山河”,是说不通的,《晋书》改作“江山”,也不对。但是,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根据敦煌唐写本残类书《客游篇》引《世说新语》,“正自有山河之异”一句作“举目有江山之异”,与《晋书》合,据此推断“唐人所见《世说新语》固作‘江’”。余嘉锡又引《世说新语·言语》中袁宏即将离别建康时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推知“‘江山’为晋人常语,不必改作‘江河’”。

《世说新语》《晋书》《资治通鉴》三书异文孰正孰误,胡三省、赵绍祖、余嘉锡三家之说孰是孰非,不仅是一个有点复杂的校勘学问题,也是有着重要文化内涵的词汇史问题。既有唐写本类书引用《世说新语》为外证,又有袁宏的话语为内证(《世说新语·言语》:“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我倾向于认为,余嘉锡的观点证据确凿,可以信从。换句话说,从《世说新语》时代开始,“江山”一词开始取代从先秦两汉时代就已出现的“山河”一词,成为指代国土和疆域的常用词。这是一个词汇史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文化史的变化,在新出现的“江山”一词中,我们看到了长江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以及历史意义的突破性成长与确立。

指代国土和疆域的“江山”一词,可以说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新生事物。虽然这个词语的最早用例,并非见于《世说新语》之中,而是见于三国时代钟会的《檄蜀文》,载于《文选》卷44。公元263年,魏国大将钟会率兵伐蜀,大军兵至剑阁,遇到姜维率领的蜀军的抵抗。钟会发布了一篇铿锵有力、气势宏大的檄文。文章历述魏武帝、文帝、明帝三祖不凡的功业,接着说:“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他所谓“江山之外”,不仅包括拒守长江上游的蜀国,而且包括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吴国。“江山”一词的国土、疆域含义,就是在东吴、东晋这两个六朝的初始朝代被锻造成型的,它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中国文化进入长江时代的历史表述的需要。

吴伟 长江万里图局部

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晋以后,尝谓京口(江苏镇江)为北府,历阳(安徽和县)为西府,姑孰(安徽当涂)为南州,而南州关要,比二方为尤切,地势然也。”(《读史方舆纪要》卷27)历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荆、扬对抗,是东晋南朝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两种说法都凸显了长江的重要性。在《世说新语》中,除了不断出现事件性描述的动词“过江”“渡江”“南渡”之外,着眼于地理空间描述的名词如江东、江南、江左、江表、江津、江渚、江湖以及荆江、江陵、江汉、江夏、江州、九江、庐江等,也屡见不鲜。这些名词分为两类,一类较虚,多为泛指,一类较实,所指较为具体。西征与北伐,大体上沿长江展开,只不过一为纵向,一为横向。江南江北的矛盾,江表及江南腹地,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扬州、荆州、江州、南州等,各地、各种势力沿长江形成多种张力。“苻坚临江”,立刻制造出严重的政治危机,而王导“协赞中宗(晋元帝),保全江表”,向来传为不朽的功业。南渡君臣“经纬江左”,殷浩出山,攸关“江左兴亡”。在这些叙述中,长江这个符号不仅代表的是东晋政权,而且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命脉延续。长江甚至介入名士个人修养,成为一个伦理道德化的符号。在《任诞》篇中,从北方来的名士周顗为自己行为辩护时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总之,通过这些故事,《世说新语》将长江塑造为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伴随着江南、江左、江东的开发,长江区域人才的登场,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资源和动力。在《世说新语》中,长江不仅是最经常出现的、最宏大的地理空间景观,也为两晋历史划出一道最令人难忘的历史分界线。从江北到江南,从荆州到扬州,长江作为水路交通、人员往来之道,具有军事政治的意义,作为文献、知识、思想、信仰传播之路,具有思想文化的意义。洛阳是建康的陪衬,江北是江南的陪衬,中上游与下游相互配合,一千多条《世说新语》的叙事整合成一部长江故事集,相当于故事版的《长江赋》。文人和文献的流转使长江成为流动的文脉;南学与北学,依凭长江而渐成分野。经纬江左,捍卫长江,就是捍卫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中国文化长江时代的产物,而且可以说,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是《世说新语》的产物。建康(今南京)是《世说新语》的核心。《世说新语》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长江时代,也可以说,它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南京时代。对于南京时代,我们可能感觉有点陌生,如果换作中国文化的六朝时代,那么,大家就耳熟能详了。中国文化的六朝时代,就是中国文化的南京时代。

近现代以来,活跃于上海的文人或艺术家往往用“海上”一词来称呼上海,活跃于杭州的文人或艺术家,往往用“湖上”一词作为杭州的雅称。前者突出上海是海滨城市,后者强调西湖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有标榜之意。仿照这个思路,我建议,南京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应该用“江上”一词作为南京的雅称,以标榜南京与长江的密切联系。这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一方面,南京历史地名中既有“江宁”,也有简称“上江”的上元、江宁两县,都着重强调南京与长江的联系。另一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曾经提出,江南文化有三座高峰:以金陵(南京)为中心的南朝文化高峰,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高峰,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高峰。我以为,以金陵(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文化高峰,是从东吴和东晋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世说新语》开创的。以“江上”雅称南京,正可以突出南京对于长江文化的意义,也正可以突出江南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这个命题,还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

我有一个希望:等你再次打开《世说新语》的时候,会从书页之间看见滚滚长江悄悄地流过。

程章灿

【本文原发《江苏地方志》,经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程章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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